学生小明正在制作一期以“抗击疫情，政府在行动”为主题的宣传小报，他收集的有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商务部、国家卫健委、人民法院的5条新闻，哪些可以作为宣传小报的素材？
在近日上线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的录播课中，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道德与法治教师周汝昌，将上述问题抛给了在线听课的八年级学生们。
了解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和职权，这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重要知识点。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强调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5年多来，青少年法治教育有了明确的大纲、完备的教材，并在全国中小学课堂全面铺开。
提及青少年法治教育，你会联想到什么？许多人也许会第一时间联想到预防青少年犯罪、少年法庭、少管所等等。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以5年为一周期开展普法工作，青少年一直是普法的重点对象。公检法工作人员进入学校，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为学生普及法律常识，警示青少年犯罪的危害，是十分普遍的做法。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涉及违法犯罪的情况是最极端的，也是极少的。”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教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标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专家李红勃认为，如果只关注违法犯罪，一般意义上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内容就会限缩，其目标也会降低。
为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2016年6月，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规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目标，包括“普及法治知识，养成守法意识”“规范行为习惯，培育法治观念”“践行法治理念，树立法治信仰”等三方面，并细分了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阶段目标。
所谓“知识”，即法律常识，它是现代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规则，而青少年法治教育就是要让将来会承担社会责任、做国家主人的孩子们懂得规则；所谓“能力”，是指青少年有能力按照上述规则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纠纷，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理念”是指在好的教育培养下，青少年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的理念内化，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分析问题的角度也会因此发生变化。“终极目的就是教会青少年做一个现代公民。”李红勃说。
教育青少年成为现代公民，不仅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从宏观站位来看，更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
“法治中国建设的四个重要方面，是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全民守法是实现难度最大的。”李红勃说，全民守法的核心是树立全民法治意识，青少年是其中的重点，也是很好的切入点。“成年人的价值观基本定型了，我们这代人说得多好，真正做事的时候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孩子像白纸一样，他们有无限可能。”
将青少年培养成现代公民，离不开吃透青少年法治教育目标的教师。然而，李红勃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教师在对青少年法治教育的理解上存在误区。
“一些老师，其中还有很不错的老师，花大量时间给学生讲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合同的违约是什么、责任由谁承担……并且觉得能把这些内容讲清楚是专业的表现。实际上，这是把法治课堂讲成了法学课堂，把法治教育变成了一种技术性教育。”李红勃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偏离了青少年法治教育价值观塑造的初衷。
作为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教研员、高中《政治与法治》统编教材编写者，杨灵在调研中发现，中小学思政教师中，从政法、思政等专业毕业的比例比较低。而即便有专业背景，面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他们也会因知识陈旧，而在专业上感到吃力。
将着眼点放在全国范围特别是教育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思政课往往由语文教师、班主任兼授［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发布的《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发展报告（2018）》显示，参与调查的536所学校中，实际配置专职法治教师的学校仅有139所，占比为25.93%］，他们对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深入钻研有限，因此同样缺乏专业自信。
为改善上述状况，帮助法治教师提升专业自信，教育部已连续4年进行全国法治教师培训工作，每年拿出200万元经费，委托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培训400名法治教师。
在北京市，中小学教师法治教育基本能力展评培训已连续举办三届。2019年，北京市依托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教育学院在全市范围内建设第一批12个法治教育名师工作室，其中小学5个、中学7个。作为法治教育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之一，这个寒假，杨灵和团队成员共同阅读了《宪法（第四版）》和《行政法学》，按首师大理论导师的要求完成了相应阅读任务。
在高校建立法治教育学科并设立相关专业，培养法治教育专门人才，被视为建强法治师资的又一举措。
“法治教育学可以是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也可以是法学下的二级学科，这个还需要研究。但既然是一个学科，就应当有一个详细的学科人才培养方案，打造一套完整的法治教育学本科、研究生培养体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学辉建议。
2018年8月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网站区长信箱收到了一封题为“陶然亭公园恶性涨价”的来信，表示陶然亭公园作为市属公园、民生工程，门票价格由2元直接上涨到10元极不合理。8日，西城区发展改革委经核实，向来信者致电说明了陶然亭公园门票价格上涨的原因及相关文件依据，并于9月21日在区长信箱发布了文字版回复。
这本是政府保障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一个普通案例，却被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教师张依依放进了自己的课程设计。
在这堂名为“法眼看留言”的课上，张依依引导学生分析该案例，分别站在公民和政府的角度模拟留言和回复，将高中思想政治中“公民进行民主监督的方法”“依法行政”等知识点融入了学生活动。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提出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要求之一，正是“以贴近青少年实际、提高教育效果为目的”，并要求“更多采取实践式、体验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与法治事件、现实案例、常见法律问题紧密结合，注重内容的鲜活，注重学生的参与、互动、思辨”。
李红勃认为，价值观是指向人心的，它不像数学、物理等知识，可以单纯通过讲授来掌握，而是需要在体会中认同。
他进一步举例说明：“有时候我们看电视剧，会不理解律师为什么要帮‘坏人’。但如果你自己处于法律纠纷当中，就会明白委托人在这个时候是无助的，特别需要律师的帮助。而不管委托人是谁，律师依据委托关系，保障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敬业。不经历一个困惑、体验、思考的过程，很难理解这件事。”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围绕学生学习活动设计不同的栏目，包括自我反思、观念交流、经验分享、论辩思考、调查研究等类型；高中《思想政治》统编教材则设置了“综合探究”内容，通过创设丰富多样的情境，让学生采用多种形式围绕议题，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和技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而在课堂之外，教育部积极会同有关部委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并每年举行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系列活动，通过微视频征集、演讲比赛与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各地各校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
截至2019年国家宪法日，通过教育部全国青少年普法网参加学习的已经超过37亿人次，普法网上注册学生用户达到了1亿多人，涌现出4054万达到了一定分值的“宪法小卫士”。
王海燕是全国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实践示范基地的一名工作人员。从法学类专业毕业后，她开始致力于法治教育的产品开发。产品开发的关键是其中包含的内容，但在给学生传达什么样的法治内容上，她却遭遇了困惑：
“我给学生讲权利，讲未成年人的私有权、隐私权，问他们父母收走红包、偷看日记是不是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家长就会反对，说‘你这样讲，孩子跟我闹，我没法儿管，出了事你能负责吗？’”
教育很丰满，现实很骨干，这几乎是每个法治教师都会面临的落差。课堂上讲保障残疾人权益，马路上盲道经常被占用；课堂上讲机动车要礼让行人，现实里斑马线前司机不降车速……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教育离不开社会氛围和家庭支持，法治教育也是一样。但作为以学校为主导的一种价值观教育，在影响家庭甚至影响社会上，法治教育能做的也许更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认为，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身份是相对动态的。“青少年法治教育不仅仅是成年人对青少年的教育，它应该是良性的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施教者、家长和社会上的一些人也升华了自己，这是法治社会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李红勃记得，自己曾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视频。视频里，一个爸爸酒后驾车，他的儿子一边哭一边埋怨，“你羞耻不羞耻……我告诉你不要开车你非要开车”，爸爸则回答，“是的，我也知道丢脸了”——这种观念的转变让李红勃印象深刻。
“虽然青少年法治教育面临书本与生活的差异，但还是要有乐观的看法。老师也特别需要积极、乐观、发展的引导。”李红勃说，“等这些孩子慢慢长到20岁、30岁，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会比我们这代人往前一步。等到他们的孩子再成长起来，那整个社会可能会更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这是首次采用“法治教育”的表述，也是首次强调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要求法治教育要以宪法教育和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教育为重点，覆盖各教育阶段，形成层次递进、结构合理、螺旋上升的法治教育体系。大纲对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的法治教育提出了不同的目标，并分学段细化了教学内容与要求。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开始在全国所有地区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统编教材率先在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海南、辽宁六省市投入使用，其他省份陆续推进，2022年前将全部使用新教材。同时，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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