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散文家洪烛（1967年—2020年）先生去世快两个月了。3月18日，他去世那天，网上很多人写文字怀念他，但我没有。今天，我突然想起他，便写下这篇文章。
我最初知道洪烛的名字，不是因为读了他的诗，而是因为他被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那是1985年的事情。只要诗歌写得好发表得多，哪怕其他学科的成绩一塌糊涂，也可以破格上名牌大学中文系，洪烛的事迹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众中学校园里的文学青年羡慕万分。
我是在高中时代迷上诗歌的。那时，洪烛在武汉大学创办“珞珈诗派”，文学事业风生水起，我和几个顶着“校园诗人”虚幻头衔的10线小镇少年，在校园里痴迷地写诗，油印一本名曰《青鸟》、装帧简陋的诗刊，面向同学们兜售。洪烛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梦想复制但终难企及的传奇。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大约是从洪烛开始，凭文学创作成绩破格上大学中文系的方式开始流行开来，一些有文学才华，但是数理化外等学科成绩不好的偏科生，通过这个“绿色通道”得以圆了大学梦。不过，到后来，这个“绿色通道”越来越腐败变质，有人贿赂文学报刊编辑发表作品，或者花钱买书号出文学作品集，藉此获取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的资格，搞坏了破格的名声，这个“绿色通道”被大学们关闭了。
平民出身的洪烛从武大毕业后，找工作费了不少劲。他想进北京，拿着自己发表的作品的剪报合订本，在北京四处找门路又四处碰壁，最后在一位惜才的文学前辈的引荐下，进了中国文联工作。这段求职经历，后来被洪烛写进了散文，当年的我读到它时，唏嘘不已，同时也挺佩服洪烛毛遂自荐、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与韧性。
洪烛的作品，我读得不算多，但也不算少。他的诗句，我甚至能背诵若干，比如现在，不用查任何资料，我就能凭记忆在键盘上敲出他的诗《蜡烛》：“从小卖部出来/书桌上多了一棵流光溢彩的树/我在树下安静地读书/这样的夜晚朴素而美好。”由此可见，我当年是很喜爱他的作品的，特别是他的诗歌。洪烛的诗写得很精致，讲究技巧，很对我这类中学校园里的文学青年的胃口。
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诗坛上红极一时的洪烛突然冷了，鲜有诗歌发表。有一天，我在《诗刊》上看到一则招生广告，说是该杂志要办一个诗歌函授培训班，为期半年，收费若干，函授班结束后，保证学员在《诗刊》及其增刊上至少发表诗歌一首；招生广告列出了函授导师名单，其中就包括洪烛。哇，大名鼎鼎的诗人洪烛啥时不写诗，却混进诗歌函授班“骗吃骗喝”了？这真令我大跌眼镜。这事儿也说明，诗歌从那时起已开始走向没落（世俗意义上的），洪烛即便是“著名诗人”，可能也活得不太滋润，有经济压力，毕竟“京城米贵，居大不易”啊。
诗人洪烛蛰伏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以散文家的身份强势崛起了。很快，洪烛的青春派美文开始频频亮相于各种当红杂志，讲生活，谈哲理，玩小情小调，挺勾人的。他和汪国真、邓皓、赵冬一起，被冠以“青春写作四大白马王子”的雅号。不过，我对洪烛的美文不太感冒，觉得它有些装，表达上过于程式化，远不如他的诗歌来得有灵性。记得《中学生阅读》曾邀请盛名之下的洪烛写专栏，他的开栏之作是散文《七月》，那种无病呻吟、过分雕琢的写法，让当年的我对洪烛的好感大减。现在想来，他那时红得发紫，应邀到处写专栏，所写的文章在质量上难免参差不齐，有注水的劣作并不意外。
这篇文章快完稿时，我上网搜索悼念洪烛的文章，得知他在北京工作之初，居无定所，几次搬家后，他痛下决心要挣钱买房，为此，他停笔写诗近10年（因为诗歌的稿费实在太低了），专门给时尚杂志写美文。1999年，洪烛终于靠稿费和各种外快收入，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此后，他重新回归诗坛，开始了诗歌创作“第二春”。
我与洪烛从未谋面，然而，写这篇文章怀念他，我并不觉得是自作多情。因为，在我做文学梦的青春时代，洪烛的名字、洪烛的诗歌、洪烛的故事，总是以鲜活的、浓墨重彩的方式陪伴着我，洪烛不仅是我那时的偶像，也像是那时的我的影子师友。以这篇小文忆洪烛，像是完成了一次对我那已逝去文学青春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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