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李红，是在深圳四星级的晶都大酒店的咖啡廊。一个女子背对门口坐着，一头染成栗色的直发削剪得错落有致，飘洒在肩头，她的一双眸子，大大的，黑黑的，眼波流转，顾盼生辉。
李红提到余秋雨时，总是调皮地称他为“余某人”，也许是出自上海女人特有的细心，或者是曾经沧海的一个小小的调侃。李红的漂亮不是娇媚、优雅的那种，而是热情、亮丽、自信而又透明的。
少女时代的李红，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乖乖女，天真又活泼，深受同学和老师的宠爱。在中学教英语的父亲和当医生的母亲为她和弟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的环境。她毕业后被留在上海分配进了纺织局。从小热爱戏剧的她由于容貌、身材、语言的优势，作为业余演员被借调到上海市青年话剧团《年轻一代》剧组。
那年，23岁的李红雄心勃勃地去考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从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前茅。然而，世事难料，由于种种原因，她与上海戏剧学院失之交臂，但她的答卷却被当时在上海戏剧学院任负责人的余秋雨看见了。
电影《春苗》在选女主角，李红和当时还未出名的李秀明同时成为候选人，叫导演难以取舍。李红说，由于家庭环境的原因，导演认为我知识分子气太浓，纤细了些，而李秀明更粗犷，符合剧中人物的性格。于是，李秀明一炮而红，而李红却从此与演艺界擦肩而过。
在这期间，李红认识了当时已经名声在外的余秋雨。年轻、漂亮、活跃的李红，被这个老实而有学问的老夫子似的男人吸引住了。
李红清楚地记得，星期天，余秋雨会在傍晚乘车来到李红住在虹口的家。他们一起谈笑，一起看书，一起吃饭，一直到深夜。公交车没有了，他常常步行回他的住所，痴情可见一斑。余的真情也打动了李红的父母。1979年，相恋整整5年的余秋雨和李红，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在大连路的一间陋室里安了家。余秋雨只买了一个大橱，一个五斗橱。
一个娇弱的女子，一个从小受宠的乖乖女，一夜间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李红似乎还未适应这角色的转换。令她感动的是，余秋雨对她很是体贴，她不会用洗衣机，而余秋雨就把洗衣的事包揽了。
不管是结婚之初住在大连路，还是以后搬至万航渡路，由于屋小，又是合用煤卫，他们长期没开伙做饭。那时，李红每天随身都会带一个不小的包，里面总少不了一个大大的饭盒，椭圆形的，用得很旧了，盒身上已有几处瘪了进去。李红单位的同事几乎人人都认识这个饭盒，它成了作为贤妻的李红的标志。每天下了班，李红先到自己娘家，把妈妈精心做好的荤素搭配的饭菜装得满满的，心急火燎地往家赶，热一热，甜甜地看着余秋雨吃。
那一段日子，余秋雨事业上遇到挫折，又患肝炎，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李红特意将娘家那在天井里搭建的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布置成一个书房，让余秋雨吃住在那里，并在那儿安心写作。
婚后的这一段日子是清清淡淡的，余秋雨把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对《文化苦旅》的创作中去了。
1984年，女儿降生了。为了不影响余秋雨的写作，小孩从出生开始就由外婆照顾，一直到今天；而李红也为了不影响余秋雨的工作，住在父母家照顾孩子。李红坦陈：可能是孩子出生以后，对余秋雨的关心不够。
1989年，由于单位效益不好，李红主动离了职。那一段日子，对李红来说，又一次面临人生的抉择。她想去深圳谋求发展。而余秋雨也支持她去深圳闯一闯。
1992年3月，李红从深圳回到上海，在整理书桌的时候，她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信件。同年7月，当相处了13年的丈夫正式提出离婚时，李红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十几年的感情会如此脆弱吗？但她还是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为她的想法很简单，感情没有了，还要婚姻干什么？
李红说，我没有了婚姻，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家庭，只剩下了8岁的女儿。再一次踏上了去深圳的列车，带着离婚的伤痛，她欲哭无泪。在深圳，她住过廉价旅馆，当过导游，跑过运输，做过推销和代理；曾在深圳著名的国贸大厦32层当过白领；最终，她在国泰君安证券投资公司的大户室里，挣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挣得了标志着一个人成功所需要的金钱。
她说，我战胜不了婚姻，但我必须战胜自我。如果我不离婚，世间只不过多了一个名人身后无足轻重的普通女人。是失败的婚姻造就了我，让我认清了自己身上所具有的而以前从未被发现和正视的潜力和优势，让我寻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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