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和“内卷”两个名词，一个源自互联网的江湖之中，一个来自人类学专业的庙堂之上，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火了起来。
一时间，几个月前还在奔涌的后浪们，开始以“打工人”调侃自己，以“内卷”来认识社会和生活，仿佛一群因为种植过密而营养不良的庄稼。
如果说这两个词的流行意味着当代的年轻人试图变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无疑是言过其实。然而，如果和此前曾一度流行过的“摸鱼”“糊弄学”“bullshit job”等关键词联系起来看，我们至少能得出以下结论，和最初承诺过的相反，“激烈竞争-大量财富-高度繁荣-更多幸福”的循环链条，好像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所谓内卷（involution），在构词法上与“进化”（evolution）相对，指的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中文语境中的“内卷”来源于历史学家黄宗智对中国 14 至 20 世纪的农业史的研究。黄宗智发现，尽管当时的棉布市场已经日渐饱和、种植棉花的收益率不断降低，但江南的农民依然宁可将每一分劳动力投入到棉花种植中去，也不愿意去种植收益率更高的水稻。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新增劳动力的产出越来越接近于劳动力的成本，让整个农业生产长期在低水平线上徘徊。
而当下语境中流行“内卷”一词，其意义和原始相比有了一定的泛化，它指的是个体在单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投入海量资源，但产出的效益却几乎难以察觉，反而给每个参与竞争的个体带来大量痛苦的奇怪场景。不局限于农业领域，从两轮笔试、三轮面试的幼儿园，到人人为了高绩点而疲于奔命的大学，再到为了一点可怜的加薪而竞相加班的公司职场，总之，一切投入惊人而回报微薄的竞争，都被冠以“内卷”之名，也就是所谓的“一切皆可卷”。
在批判这样的生活方式之前，我们需要首先确定，它是否真的毫无意义？诚然，根据史料记载，内卷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进步的作用。在 19 世纪后半叶，它曾经为美国带来过狂飙突进的“镀金时代”，只是它所带来的繁荣最终总是难以持续。
这也是现在许多所谓的“你不跑别人都在跑”式竞争，所面对的根本逻辑问题：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内卷，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一开始就是要碾碎它的成员。在最初，竞争是追求幸福所采取的手段，而社会也因而得到发展。然而，当发展脱离了其相对于幸福的工具地位，异化为不证自明的目的——也就是“神”，一种新的拜物教也就形成了。
在社会层面，发展成为了衡量万物的尺度和裁判一切的权威；而在个人层面，我们放弃了对世俗享乐的追求，将“神”的教导内化于自身，主动将生活转化为一场以荣耀神、愉悦神为目的的献祭与苦行，成为“卷上天际”的“打工人”。
正如很多人注意到的那样，人们印象中打工者的主体——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的体力劳动者，并非是“打工人”这个梗的主体。相反，那些生长于城市、受过良好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才是这个梗的创造者和最主要的使用者。
这些人，正是内卷社会的主力军。作为“卷上来”的一代，他们从小无需为了基本的温饱而挣扎，但却需要为了追求阶层跃迁和生活品质这些更稀缺的资源而面临更加强烈的竞争。“打工人”活跃的工作与消费，成就了内卷时代的繁荣；而内卷的现实，也造就了他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定义自身的方式，可以说，没有内卷时代，“打工人”不论是作为一个群体还是作为一个词汇，都不可能诞生。
还记得那几段引起转发狂欢的“打工人语录”吗？对于任何一个稍微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过的打工人来说，对这样的话术绝对不会陌生。不错，阳光向上、不知疲倦、坚信未来，以自己的努力修得“福报”，这是这个时代独属于打工人自己的规训。
站在保守的角度，这种话语应当由公司/社会说出来，再由员工/个体进行重复、内化，乃至发挥；而在抗争的语境中，这种话语则会作为某种不合理制度的一部分，受到劳动者的反对和批判。总而言之，这种规训的内涵，是某种建立在经济不平等之上的权力关系，你或者认同、或者反对；而它所指向的，也是对应的某种具体行动。
然而，当下的打工人却选择了第三种做法：主动将这种话语从语境中抽离出来，再将其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消解掉，最后将其变成了一种没有实际含义，更不指向具体行动的话语的空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同或不认同“打工人”这个身份，也不意味着他们想要维护还是改变现状。如果说它真的有着什么含义，那只不过是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那就是：我不喜欢现在的状况，并希望寻找和自己有着相同感受的人。
这样的态度是再典型不过的内卷化时代的产物。一方面，当代人承担着过度竞争的痛苦，为了稀缺的一点资源，投入远超过于此的时间和精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对生活的期许要想实现，无比依赖一个稳定的预期，这让他们更加难以想象新的秩序和生活方式；更加重要的是，内卷化生存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将同一阶层的人视作竞争的对手而非合作的伙伴，因而难以与他人之间结成共情和互助的关系（别忘了，年轻人往往也是当代社恐的高发人群），原子化生存的他们，难以形成改变的合力，更难以抵御生活轨道转换的风险。
最后形成的结果，就是打工人和 500 年前的江南农民们陷入了同一个困境。他们并非不知道当前的状态令人痛苦，但与尝试新的生活方式相比，他们还是宁可在熟悉的领域内无限地精耕细作，坚信只要靠比别人多投入一点就能“卷出一片天”。于是也就有了“打工人”的自嘲，有了“佛系”，有了“摸鱼”，有了“糊弄学”。
在一个普遍内卷的社会中，鼓励任何人主动脱离内卷都是需要承担道德风险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尽管从整体上看，内卷的低效率是毋庸置疑的，但具体到个体层面，任何人都无法保证，脱离了内卷所提供的稳定而渺茫的预期，独自面对更加陌生的生活状态，能够获得更多的幸福。
然而，我们依然可以自己对自己负责。事实上，选择内卷，本质上就是让社会中的“主流”和“多数”代替自我给自己做出选择，并放弃了对“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个话题的严肃思考。
事实上，虽然整个社会的多元化尚且在路上，但我们能够选择的道路和父辈比起来依然是变多而非变窄了。面对被“主流”背书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原子化的打工人要想反抗或改变或许力有未逮，但要想遵从自己内心的愿望，背对它们快步走开，付出的代价，可能并没有我们所畏惧的那么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