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的一天，美国著名现代艺术堡垒－－丹佛艺术博物馆显得格外热闹。33个爱好绘画的中小学生来到这里，聚在中国画《群马》前认真临摹了许久。
提起画马，中国人的心中定然有一位家喻户晓的大师。没错，这次丹佛艺术博物馆的活动正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开拓者－徐悲鸿艺术展”的一部分。那天的活动中，当33个中小学生将事先准备的国画《徐悲鸿来到美国》作为礼物送给博物馆时，熟悉徐悲鸿的人一定会心生感慨：这样一场展览，徐悲鸿先生已经等了70年。
70年前，正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身为画家的徐悲鸿渴望通过办画展来声援祖国，支援抗战。当时，他已得到美国援华总会的支持，正夜以继日地筹备画展的事情。然而，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惨剧却在一瞬间上演，这也一并击碎了徐悲鸿的美国画展之梦。
在那段山河飘零的岁月，徐悲鸿心心念念的是如何提高中国文化艺术在国际上的地位，并借此支援抗战。而如今这场迟来的画展，不仅带领人们走进了徐悲鸿的艺术世界，更令人不禁开始回想，回想这位艺术大师艰难求索、融会中西、带领中国绘画艺术走向复兴的多彩人生……
太湖之滨是中国历代才子、诗人、画家荟萃之地。江苏宜兴山水秀丽，更有无数生动有趣的轶闻传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徐悲鸿就出生于这里的一个小镇。父亲徐达章是贫苦画家，徐悲鸿自小便得到父亲的启蒙教育，一个传授有方，另一个悟性极高。六岁起读书练字，背诵诗词经文，成为乡邻间的神童才子，进而学制印、练丹青，先工后写，通习画理。在父亲的引领下，徐悲鸿常常对景对物进行实地写生，避免了只靠临摹复古的弊病。
1908年，宜兴连年水灾，徐家家境也愈发穷困，十三岁的徐悲鸿开始过起了鬻字卖画的生活，他随父亲风餐露宿，漂泊四乡，以替人书写春联、刻制图章、画山水花鸟以及为别人画肖像为生。十七岁那年，父亲病重返乡，徐悲鸿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负债累累的家庭迫使他徒步奔命于三所学校担任图画教员。然而，困顿的环境带给他的不是自怨自艾，反而提升了他的文化修养和从艺谋生的能力。
“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能自拔，才不算懦夫。”徐悲鸿一生都牢记父亲留给他的这句话，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1914年，徐父去世。第二年春天，徐悲鸿只身来到上海，那时候的上海，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艺术最为活跃的城市，徐悲鸿立志在这里大展拳脚。
当时的徐悲鸿虽然手能造奇，奈何世事不济，纵有一身才华，他的追梦之路却异常艰辛。朋友介绍他到复旦大学担任老师，校长嫌他像个孩子将他拒之门外；随后他有机会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又因编辑的排挤而作罢。然而他没有自暴自弃、怨天忧人，而是不抛弃、不放弃，越挫越勇。
机遇仿佛偏爱有准备的人，在一次偶然中，吴兴富商黄震之先生看到了徐悲鸿画的《雪景》山水条幅，极其欣赏，进而引荐且尽力协助。随后，当时的明智大学征集古圣仓颉的画像作品，徐悲鸿之作又被选中，被聘为该大学的美术指导。从此，徐悲鸿进入了一个高层次的文化圈子。他先后得到了“巨人们”的垂青－－恩师康有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他们的帮助与提携下，青年徐悲鸿的命运得以转机，整二十四岁的徐悲鸿已经显示出一位有成就的艺术家所具备的修养。
徐悲鸿在上海四年悲喜交集的岁月里，辛勤而努力，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这对他全面发展与提高，对后来欧洲留学深造、乃至一生的事业影响都极为深远。
徐悲鸿在国内一再呼吁中国传统绘画因代代相袭而走向不振，因摹古而脱离施法自然的优秀传统，这使他痛心疾首，他希望中国绘画艺术能有复兴的一天。1919年，一个从贫苦境况里走出来的中国画师，带着民族美术事业的责任感来到巴黎，寻求西洋艺术的真谛。
“懒惰是索价极高的奢侈品，一旦到期清付，必定偿还不起的。”来到法国的徐悲鸿常常这样说，他看到了摆在面前的学习道路将是多么艰苦。在巴黎一住下来，徐悲鸿便投入到如饥似渴地学习当中，他拿出超人的毅力去攻克西方绘画的造型理论基础、透视学、色彩学和光学原理。他刻苦地学习素描技法的要领，掌握了体积感到色感的微妙变化。
他的旅欧生活并不轻松，他常常为了买一幅画花掉了所有的钱，不得不以面包白水度日。然而，他依然甘之如饴，感觉到希望，他的心系着的是身后的祖国和那个与他血肉相连的中国美术事业。
他深知西方造型艺术的精华在于训练的重要性，他借用中国“笔不离手，曲不离口”的训练方法，不停地画，画了素描画油画，画了写生画草图，画了习作画创作，没有模特儿就画自画像，每天作画十几个小时，还经常到博物馆、动物园去写生。
1923年开始，他的作品被收藏家收藏，并入选法国国家美术作品展览，获得师长的夸奖和同学们的羡慕，《抚猫人像》、《马夫和马》、《远闻》等佳作相继问世，取得了一位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写实艺术技巧上的最高成就。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肩上都背负着振兴国家的使命。徐悲鸿作为其中一员，他的一切行为的前提也只有一个，就是民族文化艺术的兴旺。1927年，蔡元培于南京创办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也是在这一年，徐悲鸿满载自己的成绩和所收集的资料，准备回国大展拳脚，于第二年进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南国艺术学院担任教授。
回国后的徐悲鸿深感中国美术教育的落后，他立志从教育入手振兴中国美术事业，他认为一个画家画得再好，成就再大，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努力成果，假如培养一大批画家，那便是国家的成就和荣誉。
回顾徐悲鸿在教学上那种对学生的认真热情和倾注心血的负责精神，是很少有人可与之相比的。他常以教师和学校为家，指导与示范相结合，身教言教并进。他坚持“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议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坚持中国传统师法造化与西方传统的写实注意相结合的原则，十分注意学生的个人风格形成。引导学生面对中国的现实，发挥美术教育启发人的审美能力，而绝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学院派。
然而，徐悲鸿对中国美术事业的革新、对保守势力的说服和斗争，一早便注定了他艺术报国路上的阻碍和挫折。徐悲鸿的教学改革计划遭到了强烈的阻挠，一时间流言蜚语，明枪暗箭，他不断在纷乱的论战中寻找中国美术事业的可行之策，他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横眉冷对一切“倒徐”、“驱徐”的呼声，力主艺术的创新，痛斥美术界因循守旧的弊病，陈述培养能担当文艺复兴重担人才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是最公正的审判者，什么是真正有利于民族的文化艺术，事实往往胜于雄辩。当今，中国各大美术院校的学子们都沿着徐悲鸿开拓的道路前行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巨匠也给后来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他的笔墨韵味和发愤图强、改革创新的精神。
在编写本期励志故事的过程中，中国青年网记者多次联系徐悲鸿纪念馆，试图从徐悲鸿生前珍贵的画作和资料中更直观、深入地了解这位从贫困的乡村走向世界的艺术大师。
遗憾的是，由于目前徐悲鸿纪念馆正在闭馆扩建之中，谢绝一切采访，记者最终没能走进这里。
徐悲鸿纪念馆是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1953年，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徐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位于东城区东受禄街16号的故居捐献给了国家。1954年，以故居为基础的“徐悲鸿纪念馆”成立了。后因北京市地铁修建工程，徐悲鸿纪念馆被迫拆除。1973年在周总理“重建徐悲鸿纪念馆”的指示下，位于新街口北大街53号的新馆开建。
记者从徐悲鸿纪念馆工作人员处获悉，此次改扩建工程将历时3年，扩建后的徐悲鸿纪念馆总面积将增加一倍，我们也期待着它的再次开馆。（记者吕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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