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余秋雨萌发写这部作品的念头，源于父亲去世后偶然在他抽屉里发现了大量文字资料，在依此寻访自己前辈的人生经历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写作冲动，今年三、四月份终于完成了这部由五个部分组成的“记忆文学”。作家出版社和《收获》杂志与余秋雨达成了一致协议：在该书未面世前，不对外公开该书具体内容。
《借我一生》以前辈的生态群像为背景，主要着墨于一个当代文化学者的成长史，其中包括余秋雨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系列描绘与思考。《收获》杂志社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余秋雨在《借我一生》第二卷中，用14万字左右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包括下放农场、在《文汇报》实习、工宣队进驻上海戏剧学院后的情况等。其中，对外界普遍质疑的与“石一歌”（由张春桥领导的上海写作组统一使用的笔名）成员之间的交往问题，也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程永新介绍，《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看过初稿后，曾建议余秋雨保持住平静的叙事姿态。余秋雨听取了建议，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看得出，余秋雨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回忆方式来叙述这些事的，并没有针锋相对地回击此前一些人对他的指责。程永新阅读了部分文章后的感觉是：对其他人的评价肯定有主观的一面；但对关乎自己的问题，余秋雨是较为坦诚的。
已有文化界人士预测，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书出版后，估计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事实上，现在书还未出已是议论纷纷。《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认为，余秋雨的“记忆文学”不值得一提。他提出，“记忆文学”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忆可能出现偏差、错误，甚至是人为的修改。读者无法判断其真假，因此无法确定它的可信度。若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这个概念就更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余秋雨玩的文字游戏和商业噱头。它没有任何价值。
学者丁东就大家把阅读注意力集中在余秋雨文革期间的那段经历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不能因为余秋雨参加了写作组就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需要格外强调的历史污点。余秋雨的“记忆文学”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余秋雨在书未出版前一直回避媒体的采访。他对自己的这部新作只是说了一句：“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作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解放日报200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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