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间，余秋雨屡屡打破封笔诺言，不断有新作问世。乃至近期推出《我等不到了》，他表示，皆因《借我一生》出版后在很多长辈、亲友、同事、邻居间引发了一场回忆热潮，他们不断向他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一位教授对《借我一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什么一生，你和妻子近十多年的经历最为惊心动魄，但你显然顾虑太多，写得不清不楚。’他的批评很对，中国文学不应该违避当下的切身磨难，因为这不仅仅是自己的遭遇。”
20余万字的书稿是余秋雨用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因此他将此书珍惜地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在书中，他叙述了家族的历史，从曾祖父、曾外祖父从浙江慈溪出发闯荡上海滩写起，写出了众多家族人物在近一个世纪历史光影中的命运沉浮。“写下来才发现，真实，比文学还文学。”他表示:“很多与我有关的人，都死去了。我很想与他们说话，不管他们能不能听到。有了它，《借我一生》可以不再印刷，尽管它在篇幅上还不到那本书的一半。”
然而，他的“良苦用心”恰恰成了授人以柄的缘由。首先遭到质疑的即是“记忆”。学人吴拯修日前撰文表示，封笔七年之后，借着记忆，余秋雨要重新改写自己的“一生”了。他的历史在“纯手工写作”下被“刷新”，并由此又一次开始了“故事新编”之旅。而在评论家洪治纲看来，“记忆”的提法本身，就隐含了余秋雨的精心谋划。因为，与有“终结”意味的自传写作相比，记忆的选择性较大，对于人生中一些外人看来十分重要的事件，在自传中可能无法回避，但在记忆文学中，却可以不写。“以‘记忆’取代‘自传’，可以有理有据地抛弃那些我不想说的，只留下我想说的一切。”
批评的焦点集中在《我等不到了》的第四部分，在这部分里，余秋雨讲述了自己如何辞去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教授、最年轻的院长职务，如何遭到打压流落到合肥，由于同样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妻子含恨离开合肥南下深圳，并且无论其如何设法远离是非漩涡，最终都无法逃离。笔墨官司、恶意造谣，令其不堪重荷，并列举了文化圈中的许多丑恶和卑劣。他在书中指出，之所以这些是非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他，皆因遭遇了典型的“中国逻辑”。究其原因在于，一是他在当年作为上海高校文科职称评定最后审定者，由于尺度严格，得罪了不少人；二是他之后在文化圈中名气过大，引来报复；三是有人借他的名声谋利谋名等等。
他的这种自我认定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弹。吴拯修认为，这恰恰是余秋雨拒绝反思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他从来不会想到可以换个方式思考，为什么这些曾经的‘崇拜者’和朋友们会不约而同地‘反水’，纷纷弃他而去？”“尤其是他傲慢自大地拒绝一切批评，甚至对批评者妖魔化，自然要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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