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曾写过一篇《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 称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 理由是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的情况、当前的社会情况和外国的情况, “知道他是很虚心的”。初读这段论述, 觉得有些不解:注意研究历史, 怎么就是“谦虚”和“虚心”的表现呢?频频读到“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之类的调侃语, 以及一些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智慧和经验任意消解掉的奇谈怪论, 渐渐有所理解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和记忆, 老老实实地研究和学习它, 从中获取经验、智慧、启示和借鉴, 也就是尊重它和敬畏它, 自然是谦虚和虚心的体现。
同志提倡以谦虚之心学习历史的论述很多, 其中有五句话应视为至理名言。
1920年12月, 同志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说, 他读历史时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 那些干出傻事蠢事的专制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 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原因是其欲望冲动压倒了理性智慧。由此, 同志提出, “读历史是智慧的事”, 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专制主义者的结局, 让“智慧指导冲动”, 或许能少干点傻事蠢事。此前, 袁世凯称帝败亡时, 同志也发表过类似的议论, 说袁世凯以及劝袁称帝的人不真正懂得历史, 没有汲取“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之徒”的教训, 乃世间“最愚者”。
把是否读史懂史同是否具有理性智慧联系起来, 是青年体悟到的一个重要道理。他一生好史, 有多方面的理由、需要和收获, 其中定然有益智的成分, 有一种获得智慧的求索精神与乐趣。他读《三国志》, 认为蜀国之误始于此前诸葛亮《隆中对》里的战略构想。这个战略提出, 将来得益州后派一上将守荆州, 自己守汉中, 大本营设在成都。本来就兵少势弱, 又如此三分兵力, 焉有不误的道理。如此诘问《隆中对》, 未必有用于现实, 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却完全可能成为使人变得高明的营养。同志后来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 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了解历史, 总结前人和自己经历的过去, 最起码的一条, 就是尽量不重复前人蛮愚的错误。为了澄清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思想, 同志在延安时亲自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 并说:“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 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用“恍然大悟”来形容读史的效果, 揭示的就是益智、启智的作用。
如果对自己的过去懵懵懂懂甚至一团漆黑, 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明白人。如果研究历史不是为了今天的需要, 一切拘泥于历史, 恐怕也不算是一个明白人。对过去和今天都不太明白的人, 自然很难干出有光明前景的事业。
同志尊重历史, 但从不拘泥于历史。上个世纪50年代, 有人从同志的一些现实决策中觉得他“轻视过去, 迷信将来”。这话传到那里, 他在1958年1月28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专门作出解释说:“历史是要的。要读历史, 我赞成郭沫若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 不等于是守旧的人。不迷信将来还得了呀!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同志承认自己“迷信将来”。至于说他“轻视过去”, 恐怕有些误解。只不过一生重视读史的同志比较看重现实这个立足点, 总是希望从现实这个立足点出发, 去争取一个好的将来。提出“读历史的人, 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当时可能有自辩之意, 但也揭示出了读史的要义, 即了解历史是为现实和争取美好的将来服务, 学习古人是为今人增益的。1942年, 同志发表过一篇题为《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演, 里面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 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 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很明显, 弄清过去, 是为了把眼下的事办好。这样做, 才是对历史的真正尊重和敬畏。
不能说同志读史没有个人的兴趣, 但借史明理、借古喻今、古为今用, 却是他读史的常态和目的。许多问题, 了解其来龙去脉, 处理起来会有更多的思路, 也更主动、更有效。同志很善于从历史中获取灵感, 常顺手拈来一些史实, 以说明现实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这种情况多见于他的会议讲话和读史批注当中。比如, 他读到《史记》记载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政策, 就思考:“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 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 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 有些地区也可以种两三年地, 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 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在《汉书》里读到汉武帝曾经沿汾河乘楼船到闻喜一带, 就感慨地说: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现在汾河水干了, 我们愧对晋民呀!由此赞成“引黄济汾”的设想。凡此等等, 立足今天, 把历史读活, 思想自然会丰富起来。而且, 把历史与现实、昨天与今天紧密地联系起来, 自然也就不会滑向“守旧”一路。
这句线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因是他觉得不少干部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叫按劳付酬、等价交换, 于是就说:“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 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 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给大家讲讲历史, 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提出这个命题的认识论意义是很深刻的。现实的经验可以说服人, 历史的经验同样可以说服人。现实来源于历史, 历史的经验实际上是时间远一些的现实经验。历史的经验之所以能说服人, 原因不外三个:其一, 讲历史的要义在于总结经验;其二, 历史里有能够为今天的人们受用的经验;其三, 了解了历史的经验, 就能了解现实经验的来龙去脉, 故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经验的了解。程思远先生陪同李宗仁先生回国后, 问过同志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同志的回答是:我们是靠经验吃饭的。总结和升华不同历史时期的经验, 就是以谦虚之心敬畏历史, 目的是寻求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对此, 同志也说过两句名言:一是“历史里边也有普遍真理”;二是“不学地理、历史, 你就‘理论不起来’”。同志敬畏历史, 正因为那里面有理论、有规律这些大学问和真学问。他的具体说法是:“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 规律是说不清楚的。”“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讲历史之所以能说服人, 还因为通过历史现象来揭示、认识和把握规律比抽象的理论推演更有认识上的冲击力, 更易于人们相信和接受, 更能够发挥教育人的作用。同志在1956年曾这样说过, 是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 才“教育了我们”;“我们说不服的人, 蒋介石一教, 就说得服了”。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 同志为什么那样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用作“延安整风教材”;又让人把陕北老先生李建侯写李自成兴衰的《永昌演义》抄写一部, 说是“以为将来之用”。进北京城的时候, 同志反复告诫大家“绝不当李自成”。“不当李自成”, 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最能说服和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的口号。可见, 如果把历史这门科学学好用好了, 也就会像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的那样:“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
这是同志1964年7月会见外宾时说的话。原话是:“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 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 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 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 只要人民团结起来, 加强斗争……所以, 我们看历史, 就会看到前途。”1945年抗战胜利时, 谈到会怎样对待中国, 同志也说过类似的话:“看它的过去, 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 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上面这两个关于从历史看到前途、看到未来的判断, 都是应验了的。
还是那句老话:知道了从哪里来, 就会更清楚地知道到哪里去。到哪里去, 就是对前途、对未来的眺望和预判。有人甚至说, 能看见多远的过去, 就能看见多远的未来。此话有些极端, 意思倒还鲜明。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 就不会拥有顺应时代、把握未来的历史自觉;有了对历史经验和规律的研究与把握, 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就有可能开辟事业的新境界和光明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认为:“充分地理解过去, 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 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 就是向前进。”通向未来的路不是陡然出现的, 往往藏伏在已经走过的路当中。对于不甚明了的未来方向, 适当地向后看并不是多余的, 更不是倒退。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 为了向前看需要向后看, 而且向后看也不是光停留在对过去的知其然上, 还要知其所以然, 这样才能知道哪条路可以比较好地通向光明美好的未来。同志在井冈山时期, 从中国历朝历代对农民起义“剿”而难灭的历史中, 看出红军和红色政权是可以存在的;又从历代农民起义为什么总是失败或胜利后成为改朝换代工具的历史中, 看出中国革命只有靠具有先进思想的领导力量来领导才会有胜利的前途。
1964年1月, 同志向巴西客人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后, 提出了这个观点: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善于学习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 同时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甚至认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两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基本观点都是通过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得出的。他们之所以把历史科学称作“唯一的科学”, 意在强调, 历史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和积累的实践经验、理论认识、知识智慧、思想方法等等的百科全书。这本书需要时常翻阅, 而且常读常新。不光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为, 近代西方的有识之士也不乏这样的认识。法国的托克维尔就说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忘却、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了不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 而每一次发现都给世界带来惊奇, 好像他们是全新的, 充满了智慧。”当今世界, 一些以现代面目出现的观点, 往往不过是古老主题的变种。
马克思主义者以谦虚之心敬畏和学习历史,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周扬在晚年比较同志和王明的不同学风时, 便有这样的评价: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 读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 但是读了不能用, “和鲁迅对社会有很丰富的了解, 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就可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这些问题。如果你没有太多社会、历史知识, 你的马列主义就只能变为教条。”谭震林也说:同志“读过大量的中国社会历史著作, 对中国农民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有着深切的了解, 因而, 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很快就具有深刻的正确的见解”。
善于学习历史,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所有人应该具有的厚重品质和优秀传统。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同志亲自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 此后又明确地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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