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陈平原的高考作文得分最高，后来被《人民日报》选登，谈起这段往事，陈平原表示“纯属偶然”。“因为这个十分美丽的“偶然”，我获益很多；除了第一志愿进入中大念书，还有就是每到纪念改革开放或恢复高考，都会有媒体前来采访，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有自知之明，考场出不了好文章，自古如此。考场不是逞才使气的地方，我是语文老师，懂得怎么控制节奏与分寸，因此作文得分较高。至于《人民日报》刊登高考作文，此前此后都不会有这种事，那是表达一种姿态，鼓励年轻人都来参加高考。你问语文卷考得好有什么经验？没经验，就是平日喜欢读书，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相对于其他科目，语文突击效果不大，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厚积薄发。过去如此，现在似乎也还是这样。”
40年前的那场高考，意义大大超越了高考本身，短短的几年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大业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人才。“40年前的恢复高考，在国家是选拔人才，在个体是获得希望。一个时代的气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自我感觉。上世纪80年代之所以生机勃勃，与社会流动活跃，上升管道畅通，年轻人驰想未来，觉得自己真的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上，有密切关系。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表面上只是回归教育常识，却是打破各种思想禁锢的利器。在当年，不仅搅动一池春水，而且有非常绵长的后续效应。”陈平原说。
“就选择人才而言，今天的高考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只是年复一年，这一社会各界共同认可的常规动作，日益暴露其缺憾。强调公平竞争，减少人为干预，评分及录取必定趋于标准化；制度设计越来越严密，人才的多样性相对被忽视。年复一年，考生的平均水准在迅速提升，但不守规矩的特异之才被无情淘汰。表彰记诵能力，拒绝奇思妙想，从长远看，这是中国教育及学术的最大隐忧。但高考寄托着普通百姓对于公平的诉求，也是中国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
恢复高考的历史一刻，定格在1977年的冬天，但历史并没有让七七级专享这一刻的光荣。公众更愿意把七七级、七八级和七九级统称为“新三届”，并视作恢复高考后新时期大学生的代表群体。“新三届”被认为是国内高等教育的独特现象，很多人此后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单说出过多少大官，那是没有意义的。”陈平原说，“其实，任何一代人中，都有很多成为社会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那是舞台轮换决定的。铁打的舞台，流水的人物，评价一代人的贡献，主要看历史业绩，而不是曾经占据的位子。我在大学教书，深刻体会什么叫“江山代有才人出”。一眨眼间，新的风景及新的人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了，你只有惊叹，不佩服不行。必须明白，这40年的中国，就像一列高速前进的火车，没有被甩下去，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那代人，在那么低的地方起步，紧赶慢赶，没有掉队就很不错了。别的不敢吹牛，但有一点，因此前经历的苦难，导致我们这代人比较有韧性与弹性。时代变化太快，单靠大学获得的那点知识完全不够，善于自我学习，保持摸索前进的姿态，对于先天不足的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新三届’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勃勃生机。一晃三四十年过去了，这个群体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不可复制的一代亦将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可以说，‘新三届’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后来也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吴承学说。“恢复高考40年，高考经历了许多变迁。一方面，高考的录取率不断攀升，从1977年的百分之五，到近年的百分之七八十。但另一方面，高考考卷的难度又在不断地增加，考生的压力越来越大。高考的内容形式与要求，差不多年年都有变化。幸好，唯一不变的是，高考依然是年轻学子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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