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理论版刊登文章《真心学哲学 真正用哲学——从毛主席的五篇文章谈学哲学》，作者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
在这篇文章中，陈元多处谈及父亲陈元学习哲学思想的经历，并讲述了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五篇文章的形成原因、写作过程和重要意义。文章认为，学习马义哲学最需要读懂读通这五篇文章。
陈元指出，时下人们热心学习经济思想，但学习经济思想代替不了对哲学思想的学习。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只懂得经济思想是不够的。从事经济金融工作，要取得成绩，多读经济专业书籍是必要的；但要做得更好，还必须学习哲学，掌握哲学思想。全文如下：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运用哲学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重大意义。
陈云同志非常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延安时期同志曾三次与他谈学哲学的问题。他不仅自己一生没有停止过学哲学，而且特别关心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学哲学，并多次就如何学哲学进行指导。陈云同志说过，读《选集》，先从五篇富有哲学思想的文章看起。因为这五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问题和教训，在理论分析上更加鞭辟入里。他认为，学习哲学思想是理论基本功，是一个打理论基础的问题。他说的同志的五篇文章，是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均写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们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充分说明同志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大家，哲学思想是永远值得学习和运用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1936年同志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写的，在同志的著作中处于重要地位，是帮助人们读懂哲学思想的一把“金钥匙”。
为何把这篇讲革命战争的军事著作当成哲学著作？这要结合文章的内容来回答。同志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论述主观和客观、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战争的攻守和进退等辩证关系，提出了关于战争和战略战术方面的许多精辟见解。同时，他强调既要研究一般的战争规律，也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更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显然，这篇文章论述的虽是军事科学，但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是一篇由军事科学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同志为什么撰写这篇文章？这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红军为什么会打败仗？今后怎么能够不打或少打败仗？未来何去何从？这是当时全党全军上下都在思考和关心的问题，是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作出回答。同志对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思考，应该说从领导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时就开始了，但当时不可能思考得那么全面深入。后来，党内发生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同志被排挤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层，这反而让他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系统考虑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问题。长征出发后，同志边走边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博古、李德等人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以为学了些军事上的理论名词和抽象原理，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就能领导红军进行中国革命战争，结果用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指挥作战。这是导致红军作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同志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及军事指导思想的认识问题。1935年他写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他写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的是从理论上政治上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认识问题。经过长征，红军战斗减员和病伤损失惨重，部队的力量很弱，中国革命面临严重的危险。正确解决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认识问题，是关系党和红军存亡的头等大事。要扭转困难局面，在全党全军进一步统一思想，树立革命必胜信心，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包括军事理论上说服大家，使人们真正认识到博古、李德的军事指导思想是错误的。然而，当时党和红军的领导骨干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且大都留学过德国、法国、苏联，有人觉得自己很有理论造诣，能讲出一大篇道理，要说服他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说服这些“理论家”，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高度讲清和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军事斗争的核心问题是军事战略问题，只讲军事战术问题说服不了人。而战略思维问题，其实是哲学思维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就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看问题。要讲清楚军事战略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系统分析中国革命战争实践、总结形成一套新的理论认识，是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只能由同志来完成。同志写这篇文章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文章对此前10年的革命战争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多问题，最精彩的是哲学分析、哲学论证。这篇文章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分析具体实际问题而得出科学认识和结论的经典之作，也是体现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
回答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应该说，这只是解决了党和红军面临的一个最紧迫的现实问题，而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必然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思想路线的根本基础。当时，中国革命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对这些新的问题应该怎样认识、分析，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全党全军还缺乏一个共同的正确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也就是说，应该如何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与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应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哪些基本观点与方法，这两个根本问题在党内还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全党同志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不可能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之上。基于这一考虑，同志着手撰写《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理论文章。
1937年，同志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文章的诞生，标志着哲学思想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基本形成。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深刻总结和哲学概括，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从根本上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篇文章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全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以及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并对中国革命中应该怎样运用其去分析和处理问题作了一系列创新性论述。这两篇文章虽然也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及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论述素材，但论述问题的重点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同。《实践论》《矛盾论》是通过对中国革命整体实践的研究，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