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职业习惯，评论员不允许自己轻易陷入集体的感动或者愤怒之中。忒不“合群”了，我这种脑回路清奇的尤其如此。这两天陈可辛导演的短片《三分钟》惹得大家热泪盈眶。列车员要值班，没法和儿子一起过年。孩子只好跟小姨一起去站台，在短短三分钟的停车时间里，匆匆看母亲一眼。在感动之前，我脑子里只有一个问题在盘旋：这孩子的爹哪儿去了？
我承认，这种带有泛女权倾向的挑刺逻辑太苛刻了。故事依旧是好故事，纵使是应春节团圆的景，导演也没把它拍俗了。不到三分钟的团聚时间里，小男孩几乎全都用来背乘法口诀了，只是因为妈妈吓唬过他，说背不会就上不了镇上的小学，更见不着妈妈。小男孩绵密又敏感的情绪，一下子把人的心都融化了。是不是很意外、很有戏剧性？比起那些假大空的煽情，是不是堪称一股清流？
“意外”是构成戏剧性的要件，出乎意料的设定最能烘托情感，直达泪点。艺术的魅力，常体现在对个体情感的深刻挖掘上。对于艺术家而言，到这里，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可是通常，更复杂的社会治理议题，才刚起了个头。
“冰花男孩”王福满也是以戏剧化的姿态闯入公众视野的。“冰花”的形象来得意外而突然，一番浅薄的赞美之后，人们很快发现，在当地，好些孩子和王福满一样，每天沿着泥泞的土路徒步上学，最远的要走两个小时，放学回到家之后，只能围着简陋的火堆取暖。那是云南昭通一个偏僻的村子，地处高寒山区，气候恶劣、土地贫瘠。后来有记者跟着孩子走了一遍上学路，发现冬天路上不只是结冰，还有很多沟壑和坡道，多数孩子的手上都有冻伤。
城里人撒娇的时候爱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真实的贫穷，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上个月底，云南省“两会”闭幕，记者会上省长阮成发谈到“冰花男孩”，也直言“很震惊”。
王福满“走红”之后的故事情节多数都挺“套路”的。比如他再一次出现在记者镜头前的时候，已经穿上了好心人送来的羽绒服，比如他所在的学校配上了取暖设备，获赠了好多过冬的衣服。他和家人被邀请到北京，看升旗，参观警察学校。感觉很熟悉是不是？一个命运从此被改变的励志故事，仿佛开了头。
我这个年纪的人，童年记忆里都有一个叫魏敏芝的姑娘。主演了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后，昔日的乡村少女一路念书深造、出国留学，还当了导演。后来她感叹说，如果不是这部电影，她的命运可能是“在家养猪，做家庭妇女”。
这类励志故事免不了太多“如果不是……那么……”的假设，所以总叫人犯嘀咕。到了时隔多年的王福满身上，这种担忧依然站得住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是很容易的事。运气足够好的话，王福满会有个光明的未来，圆了当警察的梦想。只是回首往事，那个“如果不是……那么……”的疑云，或许还是散不开来。
不过时代终究在变。人们注视“冰花男孩”的目光里，不再只有朴素的心疼，大家逐渐也开始用评论员的“挑剔”眼光，审视这一个慈善故事。
有两段插曲很有意思。一是社会各界捐来的三十余万善款，王福满只分到八千块，多数钱被当作暖冬补助，分给了和他境遇相似的孩子。不少人质疑，这些钱，不该都给“冰花男孩”么？二是王福满在北京参加活动的时候，坐在主席台的照片让人不由得产生“展览苦难”的观感。
这些质疑都未必公平。善款分给同样需要帮助的孩子，比只给一个孩子更公平，当然前提是受到严格的监督。那张照片，和那场见面会，确实叫人尴尬得很，可是里面真的有多少“消费苦难”的恶意？也不见得。但这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公共讨论本身就很有价值，人们担忧，其实是在纠结地反思：究竟该如何对待王福满这样的新闻人物？人们想尽可能让王福满过得好一点，又怕他被消费、被利用。
王福满既是一个境遇不佳、亟待帮助的贫困儿童，也是一个被文学化了的贫困符号，是一群人的代言。善意和关注如果只一味粗放地涌向聚光灯下的个体，至多只是多造就一个励志人物而已。贫困这个古老的难题，不可能从偶发的热点事件里获得解药。
那一头冰花背后，其实是棘手的社会治理难题，它关乎一群人、一代贫困儿童的命运。用云南省省长阮成发的话来说，“边远山区教育资源配置还不够科学合理”。这句话概括了贫困代际传递的症结之一。说到底，改变一代人的命运，终究还是要靠教育。
去年十一月底，云南有五户辍学学生的家长被政府告了。这桩“官告民”官司是控辍保学的典型，也揭示了贫困地区令人不安的教育现状。这里面没有多少戏剧化的元素，日常又琐屑，唯有尽可能多地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形成合力，才能最有效地凝聚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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