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期权制度已成为当今众多企业对经理人非常重要的一种激励方式，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所有者对经营管理者做出约定，对未来资产实现增值后的资产所有权进行部分让渡，从而希望以较少的现金支出，获得企业的最大增值。
狭义上所说的股票期权，指的是上市公司对经营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报酬制度，赋予经理人员在一定的时间（执行日期）、以事先约定的价格（执行价格），购买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行使，也可放弃。当在股票期权约定的期限内，股票的市场价格超过其执行价格时，被授予该权利的经理人员通过行使权利取得股票，从而获得市场价格和执行价格之间的差距以获利；否则，如果市场价格低于约定的执行价格，经理人员则不执行这一权利。其内在的机理，是经理人员为了尽可能获得这一利益，并使得这一利益最大化，通过努力工作，实现企业价值增长的最大化，从而推动公司股票价格的上升，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实现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股权激励的另外一种形式是业绩股票，指企业在年初确定一个业绩目标，如果激励对象到年末时达到预定的目标，则公司授予其一定数量的股票或提取一定的奖励基金购买公司股票。细作分析，业绩股票和股票期权其实质，都是许以未来尚不确定的资产增值后的部分所有权，驱动经理人员现时的努力，因此可以把这两种方式，以及上市企业虚拟股票期权、非上市企业股权预约低价或无偿转让（可理解为虚拟股票期权），统称为股票期权激励。
现代股票期权制度最初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当时主要是为规避管理人员高额的个人所得税，70年代后股票期权的实践是由美国硅谷的高技术知识型创业公司大范围发起的。据有关资料统计，1996年《财富》杂志评选出的全球500家大工业企业，有89%的公司在高级管理人员中采取了经理股票期权制度。到1999年，美国几乎100％的高科技公司、大约90％的上市公司都实施了股票期权计划。我国1997年开始有企业率先尝试这一制度，随着国家相关制度的出台，2006年被认为是我国股权激励元年，截止至2009年10月，A股上市企业中已有150多家公布了股票激励计划，约占上市企业总数的10%。可以预见，股票期权激励制度将在我国企业中不断推行，并逐步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有趣的是，这种激励思想并非是现代管理的特有产物，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并获得了极其成功的应用。
公元前361年，秦国新国君秦孝公即位。当时的秦国，已陷入四面楚歌之绝境，辎重耗尽，兵源匮乏，国力虚弱。这位年轻的新秦主嗟恨：“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遂发布了著名的“求贤令”， 向天下才彦发出邀约：“本公即位，常思国耻，悲痛于心，今赢渠梁明告天下，但有能出长策奇计，而使秦国恢复穆公霸业者，居高官，领国政，与本公共治秦国、分享秦国。”这个震憾的分享激励计划一出台，时在魏国难施身手的卫鞅为之所动，西入访秦，四见孝公，终一拍而合，秦孝公给卫鞅戴上了金手铐，并许诺“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其后便有了改变秦国命运直至影响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商鞅变法。自此秦国走向强盛，为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40年，已被周天子赐封为霸主的秦孝公兑现承诺，封卫鞅为列侯，号商君。
大约1800年后，迄今约500年前，同样是一份重大的股权激励计划的达成，改变了世界历史。1492年，统一西班牙后的伊莎贝尔女王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接见了准备离开的哥伦布。经过三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西班牙赞助哥伦布的西航寻找大陆的计划，并任命他为发现地的统帅，可以获得发现地所得全部财富和商品的十分之一，且一律免税；对于以后驶往这一属地的船只，哥伦布可以收取其利润的八分之一。由此，这一年成为西班牙历史上最伟大的年份。哥伦布的探险队经过70天航行之后，终于到达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带来不尽财源和广阔的拓展空间。伊莎贝尔女王也完全履行了当初的约定。此后一个世纪，西班牙依靠广阔的海外领地和源源不断的黄金输入，确立了世界霸权。
这两个历史案例，与当代股票期权的思想并无二致，都是以未来收益的资产所有权分享，激励高级人才为组织长远目标全情投入。同时也印证，管理的基本规律就是尊重人性规律，尊重人性共通的根本需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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