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历史学者、《百家讲坛》主讲人蒙曼到三门峡考察。她说，三门峡文化底蕴深厚，是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的发源地。有个词语叫“临池”，《现代汉语词典》这样解释：相传汉代书法家张芝在水池旁边练习写字，经常用池水洗砚台，结果一池子的水都变黑了，后人因此称练习书法为“临池”。还有个成语，叫“临池学书”，典故也源于此事。“笔冢墨池”中的“墨池”说的也是这件事。这些词语的典故就发生在三门峡：我国东汉大书法家张芝，在三门峡陕州故城苦练书法，创造了“今草”，成为草书鼻祖，人称“草圣”，后代书法家对他推崇备至。“书圣”王羲之对他极其崇拜，受其影响极深，一直认为自己书法赶不上张芝。陕州故城留有“张芝墨池”的遗址。
张芝祖上在西汉宣帝时因事招祸，从山东迁到甘肃天水，接着迁至敦煌。后来张姓人才辈出，张芝的祖父张做了汉阳太守，父亲张奂是东汉晚期的重要人物。张奂年轻时曾立下志向：“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他到后来成为将帅，果然功勋卓著。他以赫赫战绩和廉洁品行威震西北，先后执掌幽、并、凉三州及度营、乌桓二营，后升大司农，位居九卿。
公元167年，关中地带受到少数民族侵扰，张奂派司马尹端、董卓出击，将来犯之敌打得一败涂地。皇帝要赏赐他，他推辞了，只要求将家从甘肃迁至弘农郡（弘农郡管辖今三门峡及周边地区，治所在今函谷关附近），获得准许。《后汉书张奂传》说：“旧制边人不得内移，唯奂因功特听，故始为弘农人焉。”后来张奂进朝为官，不慎为宦官利用，悔恨至极，朝廷给他封侯，他都坚辞不受，并对宦官为非作歹的行为极为反感，多次向朝廷建议给受迫害的忠臣平反。这自然为宦官忌恨，他不断受到宦官的迫害，最后遭受陷害，结束官场生涯，回到弘农闭门不出，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著《尚书记难》30余万字。
张芝为张奂长子，字伯英，年轻时就很有操守，虽出身高官之家，却无纨绔之气，勤奋好学，潜心书法，“文为儒宗，武为将表”。见他如此优秀，地方官多次推举，朝廷也多次征召，但张芝对做官不感兴趣，均予以拒绝。人们对张芝的行为十分赞赏，称他为“张有道”。据前文所述，张芝家是公元167年迁至弘农的，至于张芝何时到今陕州故城，并无详细资料。今陕州故城，应为当时的陕县治所，陕县属弘农郡，自西汉初年建城以来，政治交通地位十分重要，离当时都城洛阳较近，皇帝曾多次“幸陕”，张家也许很快移居此地。从史料遗迹来看，张芝长时间在这里生活。
张芝在陕城居住时，一心练习书法。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弘农张伯英者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这个池子也就是后代人所说的“张芝墨池”。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对张芝十分崇拜，“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宋曾巩《墨池记》），在浙江绍兴也留下了墨池。“张芝墨池”成为陕州城一个重要遗迹。宋朝初年编成的《太平寰宇记》写到陕州时，专门提到“张芝墨池”：“张芝，字伯英，少好书，所居池水尽黑 ，迄今尚有遗迹。”历代文人墨客过陕州时，总要到此一游。明代《一统志》对陕州“张芝墨池”也有记述。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的诗人、书法家蒋蘅《过陕州》一诗中写道“竹影草堂传魏野，墨痕池水爱张芝”，将“魏野草堂”与“张芝墨池”两处遗迹并列提出，可见“张芝墨池”对世人影响很大。《辞源》解释“墨池”时专门提到：“河南陕州有汉代书法家张芝洗砚的墨池。”如今“临池学书”成为人们用来励志的一个重要典故。
汉代书写以隶体字为主，笔画一波三折，虽然比较规整，但缺乏流畅的艺术效果。西汉时期，草书主要出于书吏与戍卒之手，是一种典型的民间书体。到西汉末年书法家史游出现，草书的书写规范和审美理念得到普遍强化，并出现由俗到雅的转变。但由于这个时期草书作品并未得到士人阶层的普遍关注，因此，草书的文化审美价值尚未获得社会性认同。
东汉末年，随着社会动荡，人们思想变得异常活跃，书法艺术由书写工具逐渐独立，并出现较大程度的变革，随着新思潮的出现，草书得到重视，士人阶层开始出现“草书热”。不过这时草书仍以“章草”为主，虽然比隶书流畅一些，但仍带有波捺燕尾痕迹。
张芝在书法上师承崔瑗、杜度。他一开始练习“章草”，练得炉火纯青，受到人们的称道。但他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志在开创一种纯粹线条书法艺术，以流畅的笔墨，酣畅淋漓表达书法家的艺术情感，于是他刻苦练习。当时纸张比较贵，家里为了支持他，将衣物帛丝先拿给他练字，然后再漂染。他练了洗，洗了练，满池子的水因为衣帛反复漂洗都变成了黑色。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苦练，张芝的书法自成一体，即现在意义上的草书“今草”。唐张怀《书断》概括其“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并评价张芝草书“字体之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称他“一笔飞白”，开书法之一代新天地。后代书法大家尊称张芝为“草圣”“草书之祖”。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对张芝师法多年，但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怀素承认从二张（张芝、张旭）书法中得益最多。孙过庭在《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而终生临习。
张芝的草书真迹在东晋时就已经很珍稀了。庾翼在给王羲之的信中就曾写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到了唐朝的时候，张芝作品已经没有了线;王羲之传赞》有曰：“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由于时隔1800多年，现在已经见不到张芝的墨迹实物，能看到的只是被收入《淳化阁帖》中的《八月帖》《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帖》等作品，不过这些作品有的也存在争议。（本报记者 刘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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